站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节点，社科学者将如何创新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在各地开展多元化实践探索可以遵循哪些思路？近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与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开化论坛上，专家学者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畅谈了对乡村振兴的理解和思考。同时，20名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发起“启蒙行动”，号召社科学者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工程

上世纪初，梁漱溟、闫阳初等一大批学者开展了广泛的乡村建设运动，推动乡村发展，同时也留下了大地书写的学术经典和学术典范。

“乡村振兴是改善中国农村人口、从根本上消除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宏大、可持续的社会工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强的韧性来完成。很紧急，你也要有足够的耐心。” 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国家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徐勇在主旨演讲中说。

“纵观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农业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叶敬忠说。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都在探索现代化建设中农村、农业、农民、土地所有制的现代化和制度安排。目前，该领域已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体主义、新古典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民生框架五个理论体系，分别提供总体指导、价值导向、效率保障、乡村振兴的反思导向。和底线思维。

徐勇认为，中国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不同于其他国家。重要的一点是发挥国家的特点和集聚配置资源的能力。农业农村的发展变化具有基于社会内在机制的自然规律，这对国家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践中，要遵循自然规律，合理配置资源，避免把复杂难解的事实简单化，做到“不忘乡愁”。

“乡村振兴是手段，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是目标；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前提。”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国家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张文宏说，要理清乡村振兴、乡村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把乡村振兴与乡村振兴充分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

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国家人才计划特聘教授何雪峰分析：“对‘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吗？’的回答。有助于明确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阶段 中国经济赶超和现代化的关键是保持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实现世界产业价值链的攀登。 “城市是经济的增长极，农村为现代化缓解国内阶级矛盾、集中资源提供了基础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前提。”

保障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底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国家人才计划特聘教授邱焕光强调，国家总体战略要突出粮食安全，粮食安全可以作为政策实施的重点；过分强调数量安全是不妥当的，应该强调和强调粮食安全。供给能力安全，从而更好地平衡和保护与水土资源相关的生态安全。在履行区域主体责任的同时，要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在保证口粮绝对自给的前提下，重视国际贸易、投资、技术合作。此外，均衡营养的安全性也很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出台土地利用控制、重大功能区划等国土空间控制制度，为经济增长、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建设等提供政策支持。然而，有限的土地开发将导致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难。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国家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张安禄建议，在增加建设用地指标时，应将城镇化地区、农业区和生态保护区的发展机遇作为健全财政转移支付机制。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它必须与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强调以工业补农、以城市引领农村。通过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促进更多要素向农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张文宏将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基础设施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现代化、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他强调需要集结多方力量。党和政府是决策者和推动者；发挥市场力量引导资金投向农村；社会组织为农村吸引专业关注和支持；积极引导“新乡智者”和“新乡”返乡。

中山大学移民与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周大明指出，城乡分割背景下人口转移特征、农民工特征城市化、农业产业特点决定了农村未来变化的方向。产业经济结构、人口就业结构、农村生活方式、大众传播方式、观念等五个要素的“城镇化”进程，与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相吻合。

“东亚乡村振兴经验不仅是工业化的典范，也是协调城乡关系的典范。” 吉林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国家人才计划特聘教授田一鹏以日本为例说明：日本始于1970年代的“一村一品”，利用当地产业结构的潜在资本和资源，转向“内部发展”，强调村民的积极参与和过程的整体效益；1993年提出“第六产业”，依托产业政策出台社会政策，鼓励当地就业，建立以村民利益为基础的新型城乡交流体系，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1999年颁布的《新农业法》将农业视为社会产业。发展理念发生根本性转变。此外，依托乡村实现文化振兴，通过农业协会实现高度组织化，解决小农与现代农业的衔接问题，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近年来，浙江省的许多做法走在全国前列。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家人才计划特聘教授毛丹总结浙江的经验：一是在逆城市化到来之前抓住机遇，而不是坐等村庄褪色然后修复；二是把乡村振兴作为长期事业不断抓好党政两级；三是立足环境与经济，统筹乡村振兴五方面工作。四是区分村民安居乐业的底线目标和吸引资金、人流进城的高层目标。此外，

激发基层活力的乡村治理

“从秦汉的镇亭制，隋唐的村制，宋代的保甲制，到民国的农村自治运动，建国后的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乡治村治”，到目前的法治、自治、德治。“三治合一”是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线索乡村改革，依法治国。地，依治而治。” 罗碧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系统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人才计划特聘教授指出，中国农村治理包含以产权为核心的逻辑线索。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农地权利确权后，农民与非熟人之间的土地流转增多，基于人性化和精细化的赠与显着减少，合同工期延长，传统农村“关系”交易被诱导向“契约”治理体系转变。在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下，

如何有效运行农村治理特别是基层自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家人才计划青年学者王亚华强调自主治理的两个原则：受资源体系影响的大多数人有权参与制定和修改规则，负责人或用户对用户行为和资源状态进行监督。当农村治理过度依赖政府权力、行政主导、自组织受到压制、过度依赖正规监督时，就会造成三个问题：规则供大于求，数量过多。出现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政府文件难以适应不同地区的差异化情况；制度落实不到位。激活基层行动集体选拔机制，建议扩大基层选拔空间，落实群众广泛参与，全面贯彻群众路线，构建多元监督体系，用好科技手段。力量。

政策改革和制度完善激发了农村活力。回到村庄本身，如何推动村庄的重建和提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家人才计划青年学者卢云峰以浙江某县“文化大礼堂”为例，介绍农村社区重建，特别是五个方面乡村文化与价值重构：新乡贤等精英群体的回归乡镇实现文化回馈和“人”的回归；成立宗族组织、乡镇联谊会、红白会等组织，实现“组织”的回归；昔日的祠堂变成了文化讲堂乡村改革，庙宇成为老人活动的中心，“活动场所”的复兴；广场舞、送戏下乡、民间信仰活动等“活动”回归；红白理事会等内生组织，实现“乡村价值观”的重构。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国家人才计划特聘教授文军从乡村整体发展出发，提出以乡村社区为基本行动单元，联动地方资源与外部资源、内生动力与外在动力的连接、社区发展与个人发展统一的“新的内生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具体从三个层面进行推广：行动主体层面，针对村民骨干、弱势群体、全体村民；在资源整合层面，采用绘制“社区地图”和规划“未来社区”。在其他形式中，建立内外部联系，制定可持续发展计划；在社会整体层面，从推进文化建设、加强情感联动、制度创新等多方面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