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退缩还是主动放弃？——改开30年的农村

  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从与世界交流的视角来看，这是我们做好准备之后，第一次主动迎接“三千年大变局”的举措。改革开放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方式重塑了中国的社会形态，历史上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首次被打破，并再也无法逆转，而这种改变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基层，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农村社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边缘化，也带来了农村基层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

  改革开放产生了无数的财富的同时也让几代人产生了一种生活总会越来越好的共识（或者说错觉？），鼓吹进步的宏大叙事占据了主流，但在这狂欢中，中国的广大农村缺变成了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历史的五对负重轮滚滚向前，而驾驶员也许是因为视野不好开的太快，没发现路中间还躺着一些熟悉的身影。

  一切从农村基层公共职能的崩溃说起。随着80年代初包产到户政策的推行，传统的三级体制失去了它在合法性上的背书，其职能也就无从谈起了，最直接的体现是农村水利建设：

  而随着80年代整个国际形势的好转，伴随着大裁军，农村民兵武装建设的工作也处于有名无实的状况。1984年，生产队正式解散（根据笔者的经验，在相当多的地方，生产队还存在了几年时间，笔者老家的生产队正式解散是在93年）。村镇两级政府的职能，也从过去农业生产组织和粮食统筹提留，变成了一胎制计划生育和提留，简而言之，责任没有了，只有权力，公共职能没有了，只剩下秩序维持。

  轰轰烈烈的改开财富神话，毕竟只是属于少数人的，属于80年代的万元户，90年代的百万富翁乡镇企业家，新世纪的房地产商、IT精英和创业者们，大部分人只能是随波逐流被动应对。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信息是最闭塞的，他们的资源是最少的，他们从事的行业由于其特殊性，是社会经济的成本转嫁链条里最末尾的，所以，在这场狂欢中，他们也是最痛苦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改了个面目，又重新爬到了他们头上。

  首先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残余的侵蚀。沸沸扬扬轰轰烈烈舞舞喧喧的80年代，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也出过很多事故。比如价格双轨制，对于官僚来讲，是用计划的体制占市场经济的便宜，而对于农村基层来讲，就是用市场经济的名分吃计划体制的亏，篇幅所限，就不展开说了。大家可以从农业税该折现的角度来了解一下这种侵蚀。

  第二是农村基层管理的劣化。官僚体系的退化总是滞后于社会对它的需求的，失去了公共服务职能的官僚机器如同拖缰的野马。在国家层面的义务之外，属于村镇两级政府的“三提留”“五统筹”，让萎缩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而蛮横的计划生育行政工作，又制造了无数悲剧，“该流不流，扒房欠牛”，“迟检一天全家罚款，超生一个倾家荡产”，这些可笑可悲但真实存在的标语，反映的是农民弱势的地位，基层和政府紧张的社会关系。简而言之，责任消失了，但权力还在。有个非常相似的例子——中国足球，在市场化改革之前，足协还负担各地足球专业体校的运作和人才选拔，而之后，他们的职能就只剩下制定政策和利益团体抱团吸血了。而与之相对的，就是中国足球水平断崖式的下滑，在02年专业体校黄金一代的余晖消失之后，中国足球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15年前我们为世界杯上进不了球而懊恼，今天的中国球迷只能为打进12强赛而庆幸了。

  第三是“村霸”阶层的再度崛起。只要组织还存在，权力就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基层政府不再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自然就有人来代替他们。只是方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样了。除了宣传机器大力鼓吹的乡镇企业华西村们，还有没怎么宣传带的“万元户带领大家致富”，但更多的是各种会道门在边远地区的兴起，网上那篇有名的建国后称帝的文章，里面的事件主要都发生在文革以后，更不要说西南省份毒品产业的再度复兴，农民在面对困难的现实生活时总是自发的寻找抱团的组织，这是发生过无数次的历史。当然更多是的负面的，直接的体现就是基层“村霸”们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以及宗族势力的死灰复燃——这些人往往和基层政府联系密切。

  总的来说， ** 十年代的农村，处于一个整体衰退内卷的状态，在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内地几个为数不多的城市灯塔的时候，黑暗中的农村，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夜。网上广为流传的江西丰城事件只是这种形势的缩影，唯一的意义在于，农民们慢慢地懂得通过了解体制去反抗体制。而李昌平那封著名的信，则把火山口上的农村推到了社会各界的视野之下，随之而来的是02年取消提留，05年免农业税，以及随后的农村社保和低保，算是把局面稳定了下来。今天来看“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大多数恐怕难以理解这句话背后惊心动魄的内涵。而我个人感到遗憾的是，90年代大下岗直到今天还能被舆论说关注，而 ** 十年代危险的农村和困苦的农村生活好像再也没有被提起了，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农业税作为一种实物税，在现代社会是不多见的，收税难，收实物税更难，难上加难，虽然在80年以后由实物改成了折现，但结合中国农业劳力密集性的特点，农业税依然是个性价比很低的税种。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财富的产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最直观的就是农业税占比的变化，从99年的4%，降低到03年的1%，考虑到收税所付出的成本，农业税和相关提留的的废止，只是顺理成章。

  而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农村作为一个人员众多几乎不产生利润的部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剥离的负资产，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大潮的到来，严酷的一胎制计划生育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由于农村提留的废止，村镇两级机构也失去了财权；公务员管理的正规化，也导致村镇两级机构失去了事实上的人事权，在这种情况，村镇两级机构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失去了作为政府管理机构存在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保留一个庞大的基层管理体系已经毫无必要，而农业税更变成了由中央政府给基层官僚们背黑锅的存在——钱收的不多，人得罪的不少，事已至此，农业税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吗？

  从另一方面讲，改开30年来，随着基建水平、信息化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广大的农村基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有钱、有影响力的群体，即使没有被认可的政治权力，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对乡土的影响力，看起来很熟悉，历史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随着刘部长拉开的帷幕，乡贤作为一个时兴而又政治正确的概念，重新回到了历史的舞台。与以前不同的是，从被动妥协的产物变成了主动抛弃的产物。在农村从一个产生收益的正资产变成了需要反哺的负资产的时候，主动剥离，通过乡贤阶层进行自组织的管理已经成了必然的选择。而从中央“弘扬乡贤打击村霸”的情况看，希望乡贤们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的成分远多于秩序维持的成分，而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农村基层是维稳对象的属性。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乡贤”们不再是旧时代举足轻重的统治基础，而变成了社会权力结构中边缘化的补充。但我们同样要看到，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和资本力量的渗透，未来基层公共服务和最重要的土地的归宿的问题上，乡贤们和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间，恐怕还有很多的故事要讲。而乡贤们，必然要在新时代重新承担他们似曾相识的角色，与至上而下的权力重新构建一个暗流涌动的农村基层。